98年7月底8月初，长江流域大水，其中下游省市受灾严重。大水过后，禾稼皆折，受灾农民竞相南下，其势汹汹。人多为患，农民工的就业环境进一步恶化。当时鞋企招聘亦自皆要求熟练工，即便是聘用杂工，亦自注明“熟练杂工”，在业培训机会少之又少。其时，一些培训处便自悄然兴起，其多系有一定资金积累的农民工创办（多半是福建莆田人、仙游人或者四川人），规模甚小，其所谓培训，除车工培训有些益处外，其余诸如冲床、网鞋、合底等等，等同虚设，白花钱而无一益。而当地一些所谓的职业介绍所，无论往昔、现今，皆黑得吃人不吐骨头；钱财事小，如有怨言，包你看跌打师傅乃至住院。其时，如系初至晋江而欲入工厂劳作，除非该厂有可靠的亲戚朋友，且与企业主或者部门管理关系不错。或者盘缠足够，可以先于有亲戚朋友的鞋坊偷学技术，待有些熟练后，再自行找厂——进小鞋坊，一般说来，有一定规模的厂家于技术要求较高，小鞋坊则低得多。这些，现在亦然。而于当时，初来人口实在太多，且多半没有退路——也就是说，除非是搞到钱，或者突然死了，才得以回家乡。社会治安状况亦自随之越发严峻起来。

大水过后，中国政府虽然组织了许多赈灾活动，运送了许多赈灾物资，而于运送的过程中，每每一级一级的贪污下来，钱款多半是到不了灾民手中的，物资最终倒是多多少少的能发到灾民手上。而有的地方，一些乡干部、村干部已然把好的选了，有的村干部更是连那好一点的军被也私自扣下八九上十床，放在自己家里，留待慢慢用。如此，一些农民迫于生计，外出不归，其中一部分人便是沦为流民，每每铤而走险。加上原本就有的一些惯犯，99年下半年，中国社会治安大乱，例如晋江，明偷暗抢，砍杀斗殴，每于身边发生，中国政府于是乎施行“严打”，试图以铁腕手段改变当时的社会治安环境。其时，陈埭乃至晋江政府便自大力聘请当地流氓及外地武警退役人员充当巡警，加大巡查力度。而巡警们巡逻过程中，遇有不顺眼的，即是警棍当头，检查身份证后，又自问有无暂住证，若无有，即以拘留，严刑拷打、审讯。而只要是被“捞”进去，莫不被毒打一顿。其或用警棍捅、或用皮带抽、或让人戴“飞机铐”，等等，以此取乐，发泄，如有九冤十仇一般。有甚者，剥光衣裤，群驱至乡村蓝球场上，于六月骄阳下，暴晒、毒打，以恐吓过往之农民工。被驱赶者全身淤痕累累，血迹或干或湿，青一块，紫一块，触目惊心。过往群众多半绕道而行，断不敢前。而被拘留者，亦多半系没有暂住证者，有亲戚朋友者、有财力者，交钱办证之后，即可重获自由，其余一律被送往遣送站（即社会收容所），其最后或被拉去修铁路，或被一站一站的遣送回原籍。而于收留所期间，多有病死乃至被活活打死者。其所谓暂住证，直若日本侵华时之良民证，其视农民工，直若亡国奴。其时办理暂住证之费用，一年三四百块钱，不管哪个时候办理，皆需一次付清，且有效期皆至该年年底（公历）。直至02年03年，地方政府方自惧于舆论监督之压力，降低暂住证费用：除却五元钱工本费外，降至每月六元钱。而其遣送站，亦因为有被殴至死者之家属，顶住各种压力，诉诸法庭，使之暴光，各地媒体继而争相报道后，至02年03年，亦自更名为社会救助中心。殴人至死之类的事件，方自少有发生。而滥用警力现象犹自时有发生。其地巡警，直至现今，犹自聘有当地流氓。其巡逻时，人守一大木棍，紫漆，木质坚韧，握拳大小，长约一米二三。其地多有外来民工以摩托车载客为生者，其巡逻之时，若载客工始避不及或停于路旁者见其驶来，不稍作避让以致敬，其必以大木棍砸诸摩托车车头，倾力砸得三五下——直砸得车灯碎裂、保险杠弯曲，见其人无忿色，方始扬长而去。

99年，晋江自主举办第一次鞋业博览会并取得成功，其后遂每年举办一次，到05年为止已然举办了七次。鞋博会的成功为晋江鞋企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一些具有一定规模的鞋企开始注重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效益，并相继请体育明星、影视明星、歌星打起了广告——其广告费用多在百万元以上。打广告之后，品牌效益显著，其余鞋企竞相效仿，一时间晋江大街小巷广告牌林立，福建电视台，乃至外省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多有其鞋业广告。至05年年底，稍具规模的鞋企都有了自己的品牌形象代言人，无品牌形象代言人的一些小鞋企、小鞋坊则在国内或国际知名品牌的授权下进行生产。两者皆无的鞋坊极其少数——多半系奄上、海尾、仙石等一些相对落后村庄的小鞋坊，亦有个别具有相当规模的鞋企无意或无力（负债经营）打广告，其订单呈逐年下滑的趋势。。与此同时，当地政府开始加大对盗用商标行为的打击力度，至02年03年，盗用商标现象基本得到控制。在此之前，一些小鞋坊多系盗用商标进行生产，如“李宁牌”、“NIKE”牌等等，而李宁牌盗用得最多，一些大企业亦每每为利所驱，受客户的要求而铤而走险。而不仅是鞋，九十年代中后期，泉州可谓是中国一大造假据点，假酒、假烟、假洗发水、假证件、假发票，形形色色，颇为猖獗。那时，到处都是假烟，如果于路边买烟、或者与店主不熟，包假无误；酒更是假得离谱，十元以下的，皆系酒精对水而成。03年后，假烟已然甚少，而假酒依然——不过多半灌注当地产的地瓜酒，淡乎寡味，且有些苦涩。

这一时期，鞋企依旧得到发展，而规模亦自扩大，大部分鞋企的发展速度依然很是强劲。首先是厂房得以扩建或改建，一些规模较大的，占地面积达到三千平方米以上，有的达到五千平方米；生产规模、招工规模亦随之扩大，有的鞋企其生产规模（且以工人数量为准）05年较之98年翻了十番。而当地之公路亦加紧扩建、改建，如新七一路，水泥路面，其宽在200米左右，由陈埭与湖中交接路口，走西境与湖中接壤处，涵口、横坂与下村、涵埭、洋埭接壤处，贯高坑桥（已于旧桥的基础上改建），通泉州。而“鞋都”亦于05年下半年竣工，其坐落于大乡与下埭（属涵口）接壤处、紫峰中学斜对面，濒新七一路，占地面积在五万平方米以上，将系各鞋企专卖店、原材料市场、晋江车站于一体，06年晋江鞋博会即在此举行。

鞋企于大打广告及扩建厂房期间，其工价又自降低，而工序更为复杂，工人工资又自下降。有甚者，连工人基本生活费亦不能保证。2000年，江头某厂花巨资请某天王级老牌明星为其打广告，而于工人生活费，一个月但发放两百元乃至一百元。而工价之降低颇为普遍，岸兜一颇具规模的鞋企，车工工资从97年98年的每月一千七八百元（其时一个车间一月还评选两三名优秀车工，有一两百元奖金），降至02年03年04年的每月八九百、一千左右，很多车工即便很是勤奋，缘与管理人员没有这样那样的关系，又不懂得打小报告，其工资竟然平均每月三四百元，低于普通杂工的工资。车工如此，冲床亦然，由八层八厘降至七厘降至六厘，而后改为大部分冲四层，由开始的四层一分，又降至九厘，月工资也由原本的一两千降至一千二三（大体如此，其实在晋江，工人的工资情况比较复杂，往往视各鞋企的具体情况而定，差异极大，有时在这个厂做一个月的工资，超过在那个厂做一年的工资（除却基本生活费），而好的鞋企少，差的一大把，且好的也逐渐变为一般——往往有的鞋企工价一调整，这一个月较之上一个月，这一年较之上一年，工人工资去了一半。）惟成型车间，因为流水线的引入，其初，其工时普遍缩短，而工资各有上浮，有的杂工的工资亦自达到千元以上。

于工人内部，普通工人与高层管理的工资差距亦自越拉越大，有的高层管理月薪达到八九千元以上，且每月或每星期有休假，相较于普通工人工资，其比例为1：10，乃至1：20。而缘于市场需求，鞋样设计人员于98年99年00年炙手可热，培训机构亦随之涌现，其月工资在2500元以上，有的达到六七千元以上。而直至现今，真正意义上的鞋样设计人才在大陆犹自寥寥无几——没有自主开发能力，只是照着人家的鞋样做一些改头换面的工作，乃至近来有欧美鞋企状告中国某些鞋企侵犯了他们的知识产权。另外，由于有了前邦机，而前邦机的操作相对复杂，前邦机手亦自一度炙手可热，其工资最初在四五千元以上，而今亦降至一两千元。

朱熔基总理于98年上台以后，着重抓两项工作，其一是国有体制改革，其二是农村税务体制改革。至02年任职期满，前者成绩显著，而后者，其做总结报告时有言：“颇为遗憾”。其实我像其他人一样，对朱总理还是敬重的，而不得不说的是，容或天意弄人（或者说是阵痛），于朱总理任职期间，农民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不少，那几年种田诚可谓是血本无归，交了这税那税这粮那粮之后，一年到头，等于白忙活了一场，有时甚至得陪上肥料钱。于是，多有举家出外打工，任其田土荒芜者，而其时江西、四川等地的农田遂多有芜草丛生者。其时又自进行政府机构体制改革，相当一部分酒囊饭袋被撤了下来，农村那撮，左顾右盼一番之后，亦自加入农民工队伍，匆匆南下。

直至温家宝总理上台后，农村税务体制改革方始稍见成效，而03年上半年出现了富有戏剧性的一幕，那就是“非典”的出现。“非典”始于02年十一月十二月，而震撼于03年2月，当时，有关当局虽然极力封锁消息，在民众中却已然引起极大恐慌，特别是沿海地带，这种恐慌又由农民工传染给其家乡亲友，遂蔓延至农村，乃至全国。其时，一瓶白醋的价格由原来的一块五毛钱猛然涨至一百元、两百元、乃至三四百元，且货源奇缺，板兰根、盐巴之类亦如是，农产品（蔬菜、大米）价格亦自一路攀升上来。至五月份，当局方始正式宣布“非典”消息，继而电视台、报纸等新闻媒体一路追踪报道，“某处又发现疑似非典病例几例几例，死亡几例几例”，一时间人心惶惶，农产品价格亦自居高不下，乃至“非典”结束后，除却季节性回落外，其整体价格始终保持不变。以大米为例，普通大米于02年年底九毛一块钱一斤，而03年年底涨至一斤一块三四，其价位一直保持到现在。

于农村，自02年下半年始，诸如公粮、提留、公路税之类杂七杂八的税收逐年减免了下来，而最令中国家庭（特别是农村家庭）头痛的子女教育费，亦自等到了有效减免（主要是各种乱收费现象得到有效控制）。务农者由是大大松了口气。于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相继出现农民工“回流”现象。古语有云，“宁为鸡前，勿为牛后”，鸡嘴虽小，亦是进食之处；牛屁股虽大，终归是五谷轮回之所。一些家庭负担不是很重且依然会种地的农民工，便是情愿回家种地。在家种地较之外出务工，收入虽然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只要日子混得过去，但也落得个自在。自己当爹，总比当人家孙子强，起码不会被别人呼来叱去的。农民工之回流，此其一。

其二，也就是上文所提到的，中国家庭主要家庭开销乃在子女教育经费，大部分家庭的压力、负担亦在此，农村犹甚。农民工之所以年复一年地于工厂劳作，解决温饱后，有部分人是为了赚取起房子、结婚之类的费用，而有相当一部分人却是为了筹集儿女们的学费，待到儿女们高专、大学毕业之后，便自长长地舒了口气，想着随便赚点钱，回家种种田，打打麻将，也着实累了，就此平平淡淡地终老吧，有口饭吃就行了。上了点年纪的人，想着回家自然就归心似箭，而这一去，自然就杳如黄鹤了。而其儿女，虽然仍得呆在外面，却也无须在工厂从事体力劳动了。在世人眼里，从事脑力劳动毕竟比从事体力劳动显得高级些，像个文明人些。

其三，一些农民工通过几年乃至十几年的工厂劳作，渐而有了些积累，亦自打包回家，办个小厂，或者做点小本生意。这种情况自94年95年就已经有了，到03年以后逐渐成为一种热潮。

民工回流现象大面积出现之际，中国沿海各省市之民营企业亦自有了相当规模，其生产更是需要大批量劳动力。如此，自03年起，沿海各地相继出现了“招工难”的问题，闹起了“民工荒”。天下的乌鸦一般黑，据报道，只有浙江宁波没有闹民工荒。而晋江，断无例外之理，这些年其生产规模亦自一再扩大，而工价一压再压，面对突如其来的民工荒，有些鞋企开始招收不熟练员工，进行技术培训——主要是车工，培训期间，前三个月，仅给与基本生活费，其后实行流行作业，几人一组负责一道工序，工资计件，月工资在500——800不等，视各厂情况和各人情况而定。而于冲裁车间，有一些大一点的鞋企亦自招收生手（一般都是管理人员的老乡），培训其专门冲裁二次高频，冲二次高频操作简单而质量要求严格。自99年始，因为作工渐趋精细，鞋厂之二次高频日多，，有的鞋企业一个月里，其全体冲工往往需要停下来专门冲裁二次高频十天乃至半个月。冲二次高频机械、乏味，且一天从早到晚有时才十多二十块钱，熟练工冲裁的时候每每哈欠连天、拖拖拉拉的，生手冲裁，往往更快而且认真得多。而其工资在800元——1100元不等。

如此依然难于招工的情况下，一些鞋企的工价开始上浮，譬如杂工的工资，现在就已经涨至七百八元一个月（花厅口等村庄的一些小鞋坊，计月，不怎么好招。）。而具有一定规模的鞋企管理愈发严格，导致工价虽然略有上浮，工人工作效益却是下降——主要是怕被罚款。而此时，犹有一些企业在降低工价（一般是大厂，订单有保障）。

工资虽然没升什么，于发放生活费方面却有所好转。由于农产品价格的提高，依附鞋厂而经营的餐饮业亦自上涨。03年之前，其素菜一块五毛钱一盘，荤菜三元一盘，米饭两毛、三毛、五毛不等。而03年后，其素菜涨至两元一盘，荤菜四元，米饭三毛五毛而份量减少。如此，工人之生活费用大增，原有的三百元/月已然不够，于是鞋企发放之基本生活费亦自渐而增至四百五十元/月。又少数几家鞋企便是按月按时发放工资。前提是先行压两三个月工资，至年底，有的又自压一个月至来年（比如“安踏”）。

于大厂难招工的同时，小厂更加难以招工。大厂之订单有保证，一年到头皆有事可做，且不论其工价之高低，其工资一旦制定下来，便不致于轻易改变，年底工资亦自有保证。而许多小厂，每每前后不一，招工时说的是一种工价，结帐时又自一种工价，如果这年亏本了，得在工人身上咬一口；如果这年挣钱，生产规模扩大了，厂房扩建了（多半因此而资金周转不灵），又得在工人身上咬一口；有的干脆倒闭了，要工资要得腿软不说，要到了，还得感谢菩萨保佑：如此工资年结而没有任何保障，工人们进得怕了，一传十，十传百，渐而招不着工了。有的鞋坊主不得已，只得于年初主动与工人签定书面合同，承诺一年保底多少（技术工在一万三左右，管理人员以双方议定为准），白纸黑字，一式两份，各自留底，一般年底皆照付无误。而这类现象，于奄上、仙石等小鞋坊里普遍存在。

如此，大厂工资亦自稳定，较之小厂，一年多出一两千元左右，而管理十分严格。小厂相对自由，工资较低，如果签订了合同，亦自有保障。不大不小的厂，其管理介乎二者之间，而工资，或高出一大截，或差不了多少，或矮了一大截，进这种厂就得靠运气了。例如，大乡与涵埭各有一小厂，04年，前者上半年一名冲工、下半年两名冲工，后者上半年三名冲工、下半年四名冲工，年终结算，劳作一年者，前者两万多元（包括生活费），后者一万八千多元（同前）；而05年，前者两名冲工，后者上半年四名冲工、下半年三名冲工，年终结算，前者不足一万元（同前），后者每人才一两百元（除却生活费）。又如下村某厂，04年8名冲工，年底结帐一万七八到两万元不等，05年下半年猛增至16名冲工，年终结算，最多的亦自一万三四。

2000年——2005年期间，一些鞋企跃而为名企，一些鞋坊其规模亦自得到一定发展，一些鞋坊、鞋企停滞不前，坐而待毙，一些鞋坊、鞋企相继关门大吉。跃而为名企者，逐渐走向正轨，其发展已然依靠自身实力，如上文提到溪边某名企，其厂房于01年又自向溪边海边改建，占地面积较之99年又自大了五六倍，而其跃身为名企后，亦自逐步走向正轨。而得到发展的一些鞋坊、鞋企中，其或依靠自身实力，亦得益于克扣工人工资。例如仙石某鞋坊，2000年，月借工人生活费200元左右，至年终结算，除却生活费外，少有上四千者，而杂工多半两三百元左右。期间工人进进出出，多有为其做“义务工”者，而若于其厂中劳作，借得一次生活费以上而出厂者（没结算工资），日后被其撞见，认出来了，必遭毒打。01年02年亦然，而至03年，其少具规模，生产亦渐趋稳定，生活费、工人工资方面亦与同村鞋坊无二。又如，海尾某鞋坊，01、02年，其年产量在15万双左右，月借与工人生活费两百元左右，年终结算，少有上五千者；03年，年产量在三四十万双左右，04年在四五十万左右，05年在七八十万左右，而借与工人生活费及工人工资亦自逐年上涨。其原本自产自销，其父在成都卖鞋，包了个二奶，还生了个女儿；而至去年下半年便皆系订单生产（帮国内外一些名牌厂家加工），其父亦自成都打道回府。而其冲工由01年的上半年一名、下半年两名，增至05年的上半年四名、下半年九名（在冲革为主，而高频不是很多的情况下，一般一名冲工匹配十二三名车工）。其生产设备亦由原来的两台电动冲床机，烤箱、鞋架十多部电平车发展至六台油压大冲、四台油压小冲、两条流水线、一百多部电平车高台车。

关门大吉者，多系小鞋坊，一些原本具有一定规模而关门大吉者，少之又少。据我所知，奄上有一家，其于94年乃系奄上第一大厂，缘于企业主狂嫖滥赌，于99年倒闭。涵埭亦有一家，其99年每月借与工人生活不足两百五十元，年终结算亦自压低工价——例如冲工，原本说好6厘的，年终算5厘，只暗暗给一乐平冲工算六厘，第二年（2000年），此乐平冲工遂与老板说好工价，叫了三个老乡来作，结果年终结算，却是5厘。这厂，却于02年请得某体育女明星打广告（打排球的，无甚名气），于05年又自倒闭。就办公室所挂像片、锦旗看来，其企业主与泉州公安局某领导颇有些关系，其企业主亦与工人说过。

七月某日为当地“普渡节”（即鬼节），具体哪一天，各村不一，自阴历七月十一二开始，各村轮流，直至八月三十方始结束。每年这个时候，家家都会大兴香烛，大化冥钱、大祭鬼神，大宴亲朋，攀比成风。有钱人家更是请乐队浩浩荡荡地游街、请戏团大唱高甲戏。而这天，大小鞋坊一律会给工人发十五、二十元（或者吃一顿），放一个晚上的假——除02年03年被当地政府严令禁止外。而阴历十二月十六为当地工人节，亦自会给工人发钱（或吃一顿），放一个晚上的假。中秋节一般也会给工人发几个月饼一瓶可乐，放一个晚上的假。或者企业主家有什么红白喜事，亦自会宴请工人。这些，今昔无甚差别。而自2000年以后，一些较大规模的鞋企，继准军事化管理之后，亦自效仿广东深圳、东莞等地，开始提倡企业文化。跃身为名企的更是如此。部分鞋企便是举办五一晚会、元旦晚会，对工人自行演绎的节目进行评选，并为其准备了奖品，有的甚至还举行抽奖活动，工人们人守一张免费奖劵，最高奖项有时达两三千元。而年底亦自会评选优秀员工、优秀管理，每人奖励三百或者五百元。而法定节假日（五一、国庆、元旦）亦自会放假一个晚上或者一两天。这些时候，企业主按例会请管理员们于高档一点的餐馆吃上一顿，加上普渡节、工人节，一年四五次左右。高层管理人员每星期会放一个晚上或者一天假。有个鞋企，其普通工人亦自每月或每半个月有一个晚上休息。有个别名企于春节会给不回家过年的工人发放红包（一百元/人），或者宴请他们一次；于工人劳动时间方面，亦或晚上十点半准时下班，或实行八小时轮班制（冲裁车间），三班倒，半个月调整一次，其工资控制在每月一千二百块钱左右。

04年05年，“人性化管理”这一名字始现晋江，而目前尚处于对牛弹琴的阶段。

而至05年，品牌效益、名牌效益显著，一些名企开始有意识地实行品牌垄断，加紧控制其次品流入市场。不再以低价卖出积压品、次品。例如安踏，其原本于厂门口有一家专卖店，属特价商品，04年年底一例五十元一双（运动鞋、布鞋除外）。而05年年底，此专卖店基本清空。今年年初，仅剩几双断码鞋，一律六十元一双。而其于湖中亦有一家专卖店，篮球鞋普遍在三百元以上，跑鞋在一百六十元以上，休闲鞋亦自一百三四。由例如“德尔惠”，其于溪边亦有一专卖店，05年年底清仓，一律六十元一双（篮球鞋一百多），且数量太多不卖。而三兴（特步），却是于陈埭找不着它的专卖店（其原厂址在溪边，现在在泉州清濛工业区。

鞋厂所使用之胶水里面，原来含有苯，对人体危害极大——01年就有一名江西籍合底工年底刚回到家，突然死亡；其工龄在三年以上。当地政府于2000年后便是提倡鞋企使用不含苯的胶水，现今，各鞋企所使用胶水亦自多半不含苯。而其他职业病，诸如冲工工龄渐长，其右手中指将会畸形，而其腰际皮肤（腹下两侧）呈黑色；车工工龄渐长，膝关节内侧会起老茧、畸形；等等这些，因为不至于危及生命，也就随他去了。而冲工操作时具有一定危险性的，即会压断手指，乃至压断手腕，这类事件，时有发生，而事后，不一定获得赔偿，有，也就是是三四千块钱乃至一两千块钱。令人汗颜的，一部冲床机，不管大冲、小冲，皆有两个开关，如果双手按开关，这类事件不会发生，而普遍却是单手操作，因为更快；工厂要的是生产效益，冲工要的也是工作效益，在工价不提升的前提下，遂各自听之任之。03年，岸兜某较大规模企业，欲接某美国客户的订单，闻说其比较注重人权，为应付其实地考察，不得不勒令冲工双手操作，地面保持干净，如有客户询问工资等方面的问题，只能回答工资按时按月发放，否则后果自负。一个月后，订单没接下来，又自恢复单手操作。而这一个月，冲工的工资普遍比平时少了四五百元。

这些年，晋江之环境污染更为严重，水流皆漆黑，，海边恶臭难闻，苍蝇逐人。岸兜、溪边、花厅口等地自九十年代末开始夏季缺水，其后几年乃至常年、普遍缺水。04年05年，卖自来水、井水成为一新兴行当，生意火暴，收入颇丰。这期间，当地政府一度想要治理环境，惜乎力度不够，成效不大，遂放任自流。

而自有鞋坊之日起，偷税漏税便是一种普遍现象，现今依然普遍存在。

                                六

晋江鞋企资本之积累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八十年代中后期、九十年代初期、九十年代中后期，2000年到现在。

八十年代中后期及九十年代初期为资本积累的原始阶段，大致脉络为：依靠政府低息贷款、血亲华侨资助、于他人鞋坊获取劳动报酬——自己创办鞋坊——赚取剩余价值——资金回笼后复投入生产设备的更新及生产规模的扩大。其手段亦较为原始、朴素。

九十年代中后期为资本积累的黄金时期，决定着其企业今后的成败。这一时期，，鞋坊基本上皆已创办起来，相较以前，第一环节少有存在，最后一环节亦无多大变化。而在赚取剩余价值这一环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亦多有瞒天过海者，有的过了海，成了神仙，有的沉舟海底。这一时期，企业主个人的素质起决定性作用，盈利或亏本，发展或倒闭，在于企业主是否具有商业头脑。而其时，政府已然不复为其提供低息贷款，一种民间借贷形式——“投标”暗潮汹涌。这种“投标”方式幕后多系黑白两道背景极硬的人物主控，借贷容易，利息极高。一些企业主每每于资金困难时，抱薪救火，若火势不大，窒息而灭；反之，往往被烧得体无完肤。

2000年到现今这一时段内，鞋企之发展基本已成定局。而于赚取工人剩余价值方面，具有较大规模的鞋企做得比较理智、科学，其工价始终保证在中等偏上水平，而以打广告等手段提升自身的品牌价值，拓展利润空间。而有个别鞋企之打广告纯属打肿脸而充胖子，孤掷一注，疲于支付高昂广告费用的同时，完全不顾工人死活；而于手头资金略见宽余之后，出于维系自身生产的需要，又自提高工价——要在羊毛出在羊身上，羊之不来，毛将焉出，羊之不来，草木亦枯。而这段时期，亦有少数小鞋坊得到充分发展，如上文提到的海尾某鞋企。

于资本积累的过程中，特别是原始阶段，关系显得特别重要——此乃中国国情。如溪边某鞋企，其于九十年代初属溪边第一大厂，其企业主系福建省人大代表，且有一官半职，于资金借贷、产品销售等方面获益良多。94年，其于陈埭至西坂路段被两名池店梧埭人砍死，发葬之日，陈埭路段交通瘫痪，沿途围观群众多有误得毛巾、解放鞋者。而自其死后，其鞋企萎如泡影，虽则现今犹存，却至今无甚发展。

而于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偷税漏税为普遍现象，要在增值税为17%，瞒天过海，利润可观。其具体操作手段是否像中国其他地方的一些企业一样，年产量乃至工人工资一半入帐、一半不入帐，我不得而知。不过就我做过的几个大一点鞋企来说，每逢税务机关来检查，都是事先通知我们把冲裁底单藏好的，“否则后果自负”。而于税收，其地方保护主义色彩亦自浓重，例如海尾，其一般的鞋企税收半年交一次，六七千元，每月一千多元，由村委代收，其余税收不复存在。

而所谓积累资本，要在增加收入，减少支出，以获取最大的利润。利益与国家法律产生冲突的时候，各人的衡量标准不同；利益与良心道德产生冲突的时候，各人的衡量标准又自不同。

到现在为止，保守估算，晋江乃至池店、泉州的大小鞋企在一千家以上。这数字，谁也没个准，注册在案的鞋企有多少，我不得而知，而一些压根儿就没有注册的小鞋坊亦不在少数。

而其现今已跃为名企的鞋企，有的已迁至泉州清濛工业区。而于陈埭，较大规模的鞋企相对集中在岸兜、溪边、江头、涵口、涵埭、洋埭、鹏头诸村，另外，花厅口有五六家，海尾有三家，高坑有四五家，横坂亦有四五家，双沟有两三家（双沟具体隶属陈埭还是池店，我不是很清楚），西滨有三两家、池店钱头亦有一两家、池店新店有五六家。（所谓较大规模，且以厂房之外观、工人数量、年产量为衡量标准，厂房占地面积在500平方米、三层以上，工人在300人以上，年产量在一百万双以上即算。）

其生产设备主要分三个车间：冲裁车间、邦面车间、成型车间。冲裁设备更新过程由手工裁剪——摇臂式电动冲床机（多系南安机台）、电动大冲床机（少数鞋企于九十年代中期使用过一种全自动式的，此种冲床机为温州鞋企广泛使用，极不安全）——油压摇臂式冲床机（有一种南安机台改装的小型油压机曾于99年至03年得到广泛使用，性能不是很稳定，有时压板会猛然下沉，下压冲刀压穿冲板）、油压大冲床机。而现在一般皆以大冲为主，小冲为辅

邦面车间的设备更新过程为缝纫机——马达——电平车——高头车。其中，还有一种双针机，用于车外头、后方，这道工序由专门技术工负责，而这种机台一直延用至现在。

成型车间的设备更新过程为手工网鞋、烤箱合底——流水线。一条流水一般配置两台前绑机，各自负责左右脚，日产量在2000——3000双，而年产量在一百万双以上的鞋企，一般都有两条或两条以上流水线。另外，还有一种成型机器——圆盘机，机注底，而无须手工合底。其用于制鞋造价低廉，而机注底质量极差，空心且极易磨损。九十年代有少数鞋企一直使用，现今皆已改为流水线生产。

现今鞋企主要生产设备单价列表：

    油压大冲：一万/台       油压小冲：七千五/台  

    电平车：一千多/台      高头车：两千二/台      双针机：两千多/台

    前邦机：八万/台      后邦机：四五千/台    流水线：七百/米

    打包机：三千多/台    捆边机：一千多/台

注：以上只是大概价格，由于设备之生产厂家不同，其实际价格自有出入。下文将提到的材料价格亦如是。而近年来，两者较之以前皆降价挺多。

晋江鞋企之人事管理制度是随着其企业规模的发展而发展的。于聘用工人方面，雇佣关系产生之初，其所聘用工人多系熟人，一般也都是熟人之间互相介绍的。待农民工涌现之后，才开始所谓的招聘。而晋江一直没有正规的劳务市场。其初，要招什么工，鞋坊主便用一块黑板或纸板、红纸什么的写明，“招某某方面熟练员工几名，系挂或张贴于鞋坊外濒临街巷之显眼处。农民工瞄着，有来应聘者，考核成功后，令其火速前来上班，待其上班后，便算正式录用了。其后亦普遍如此。以致有的鞋坊扩建之时，便于显眼之墙壁处用水泥刷一块黑板，名曰“招聘栏”，专供招工之用。而农民工们找厂之时，亦自三五成群地围着鞋企鞋坊转，这里瞄瞄，那里试试，这村瞄瞄，那村试试。而其录用与被录用亦无须签订什么合同，导致工人流动量非常大，跳厂频繁。企业主们便于录用之初，问工人“有没有身份证，想不想在这做，想的话，把身份证拿来”，便自压下了工人的身份证，待年底结算时方退还工人。如果中途跳槽，这身份证便是丢了。而扣押工人身份证亦自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直至现今，部分鞋企犹自如此。而即便是身份证被扣了，要走的终归要走，只得丢了身份证，先搞张假的进了厂，再打电话回家补办。而有的鞋坊主，只要你答应在那做了，把身份证给了他，不管你有没有开始正式上班，不想做的话，“身份证年底来拿”。更有甚者，如岸兜某鞋企，先交身份证，然后进行技术考核，考核过关与否，身份证皆得年底来拿，而其企业主系岸兜巡逻队的。

工人流动量大，招工便是有点烦。溪边与岸兜有一乌桥相通，乃交通要道，人流量大，便于招工，久而久之，那里便成了各鞋企招工之据点，一年四季火爆异常。特别是正月初头，这厂那厂争相延揽工人，招工牌一层压一层的，工人亦是一层压一层的，蝼蚁蠕蠕，人声鼎沸，车笛悸耳。而各鞋企门前亦自张贴着广告牌，街道之上，大红招工条幅亦自迎风鼓舞，乃至沿途之电杆、围墙上皆贴得密密麻麻的。

普通工人流动频繁，其管理人员亦如是——除个别高层或需要点文化的职业通过熟人介绍或者网络招聘外。而03年后，一些大的鞋企始自主动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而有的厂一式三份，全归厂方所有，工人不留底，纯粹是为了应付行政监督部门的例行检查。而使用童工现象一直以来都较为普遍，大企小企皆如此。有时上头查得紧，便自令其东躲西藏的。那些童工，一般皆系于鞋厂做工的亲朋介绍入厂的，一般做杂工，工资较低；其或为生活所逼，或自无意读书，或为声色所诱，总之，皆甘愿外出务工——此中问题便在世风、人心了；法律的约束力显得薄弱了些。

厥初，鞋企规模也小，一般都是企业主自行管理一切，无须管理人员，待其有一定规模后，方才设定管理人员：先自有了一名总管，继而主管之下有了冲裁管理、邦面管理、成型管理，继而各部门管理升而为部门主管，其下又自有了管理。近来，较大规模的鞋企，除却总经理（企业主）外，一般都设有厂长、生产厂长、人事部经理、质检部经理、财务部经理、业务部经理、开发部经理、冲床主任、邦面主任、成型主任，其下又自有各类管理人员。其中，一般只有一个冲裁车间（大也不过两个），一名冲裁主任下，有四五名管理人员，分别为现场管理、打点划线管理、高频绣花管理、外协管理等等；大一点的鞋企皆有两个以上邦面车间，一车间设一车间主任，平级，其下有自有现场管理、仓管、邦面质检等等；于成型车间，一般一条流水线设有一车间主任，其下又有线长、前段管理、中段管理、后段管理、整鞋管理等等；而人事部除却一般人事外，主要负责保安和后勤工作，其下又有保安队长，保安皆由其统帅调配；生产部主要负责生产进度，原材料仓库、中转仓亦或由其统帅。有的鞋企，亦自设有杂工管理。

其管理制度起初亦自原始，于99年向准军事化迈进直至现在，人性化管理尚处于口号阶段。而其形形色色的管理人员，多半是由普通员工一层一层爬上来的。或在一个厂呆得十几年，与企业主频繁接触，得其信任，便随着鞋企规模的发展而职位一步步得到提升。而又或是，其原本别的厂的普通员工，做得三五年时间后，觉得自己也能当管理，遂出厂找管理当。而直到现在，各鞋企聘任管理人员依然是以外招为主，厂内培训提拔为辅。与其他行业无二。

其管理人员皆系农民工出身，于管理方面亦自具有中国农民的特点：地方色彩浓重、权力崇拜意识浓厚、乃至自身当上管理后亦自以权谋私、管管相护、欺上瞒下、仰而涎脸、俯而黑脸等等。而此亦国情，当官办企，各行各业，上下风行，以之为为人处世之准则。效益好一点的鞋企，好一点车间，没有一定的关系，很难进去；有的鞋企有的车间，其招工亦自内招——即由厂内管理厂内员工介绍自己的亲戚朋友，有时不写招工牌出去，有时例行写出招工牌，而人已经拟定，考核仅仅是一种形式，应付应付而已。而绝大多数管理人员于工作中，亦自偏袒自己的亲戚、老乡，把一些所需时间不多而赚钱多的活儿尽量安排给他们做，乃至一个月下来，同一车间做同样工序的员工，工资上下差七八百上千元。以冲裁车间为例，赚钱的工序多半是管理的老乡占了，而同一道工序，好一点的单也尽是管理的老乡做了。大厂更是如此，如系初进该厂，一些不好冲的单，便是单单都有份，补单也是接二连三的，一个月下来，工资低是自然的，往往还气得咬牙切齿。有的管理员往往还会做些假账，给老乡或者做在老乡帐上，待到发工资时，自己得了。反正只要是有利可图，机会来了，绝不放过。如此，普通工人巴结管理人员成风，无外乎是半个月、一个月请他们喝一次酒。工人与管理人员之间的亲密关系、管理人员与管理人员之间的亲密关系、工人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乃至老百姓们与官们之间的关系、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关系，便都是这样喝出了的。有的员工，有的老百姓，如果自己与管理人员、与这样那样的官们在一起多喝了几次酒，便兴高采烈的、觉得很了不起、有面子。其实员工们的想法很简单，有利当然更好了，“我跟管理关系好，他会照顾我的，时不时地会给我开好单的，即便有时照顾不来，他也不好意思让我吃亏，把不好的单塞给我”。而官们、管们也给老百姓们、工人们巴结惯了，如果你不巴结他，他便觉得你很屌，不把他放在眼里，不把他当作个重要人物，一有机会他便咬你一口，踩你一脚；何况他们曾经也是这样巴结过来，何况他们是被这样的社会风气熏陶出来的。有时如果系新来的管理，于车间里面没有几个老乡，他说什么话，也就没有几个人理会了，于是，管理人员也就想着尽量往车间插入自己的老乡。如此，有什么也好有个照应。工人与管理人员之间如此，工人与工人之间亦是如此，往往为利所趋，勾心斗角，互挖墙角。大一点的鞋企，以冲床车间为例，首先，绑材料用的橡皮圈得注意了，得藏好了，别被人看见，否则一个不留神便被人偷了，整袋被偷了的话，你也得到处去转悠，伺机下手；也别拿多了出来，有的人笑兮兮的走过来，跟你东扯西扯两句，你一个不溜神，他便抓一把就走。于是藏橡皮圈也就成了一门学问，有的藏在机台下面，有的藏在机台内面，有的藏在材料堆里，有的藏到别的车间的，有的更是带回宿舍，很多的要用的时候，找出来，趁人不注意，藏在自己冲的碎料堆里，到下班的时候，往往一时疏忽，和着碎料倒进垃圾低了。总之，经常要用的东西，固定放一个地方是不安全的，得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橡皮圈如此，剪刀亦如此，材料有时候也会被人偷，都得多长个心眼，藏好了。

当地民风剽悍，且封建。九十年代初期，有的村庄，即便是夫妻俩，也不能手拉手的走路——如果被本地人看见了，男的准得挨揍；也不能穿裤叉在外面洗澡，，即便是深夜，极少有人过往处，也不能，被看见，得挨揍；如果在路上、街上行走，一部摩托车飞驰而来，始避不及，被撞着了，却没撞得缺胳膊少腿的，如果车主系本地人，二话不说，跳下车来便自拳脚相加的。如此等等，反应于鞋坊便是，鞋坊主动辄殴打工人，于九十年代，这类现象很是普遍，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