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东西之所以没能写完，实因识见尚浅，且里面多有臆测之处，泥沙俱下，错漏不少。今姑且存档 ，个中真伪，宜自辨析。

        鞋业调查报告

   中国有三大鞋都：福建晋江，浙江温州，广东东莞。我于晋江呆得七年，知之甚详，该报告即以晋江为鹄；于温州的情况，我亦略知一二，报告后半部分将分而概述之；而于东莞的情况，我不甚明了，权且从略。

   报告总共分为十章节。其中，第一节概说晋江的地理环境及其风土人情；第二——五节以时间为序，简述其鞋企发展脉络；第六节概说其鞋企运作及其劳资制度；第七节概说其外来工生存状况；第八节以个人经历从侧面进行说明；第九节概说温州鞋业的基本情况；第十节结论。

                                 一

   晋江隶属泉州，为县级市。其地处闽东南沿海，东濒台湾海峡，与金、台隔海相望。行政管辖15个镇、一个农场，385个村（居）。陆域面积649平方公里，海域面积6345平方公里，海岸线长11公里，总人口102万，以汉族为主，有回族，畲族、满族等12个少数民族。旅外侨胞、港澳台胞220多万，号称“海内外三百万晋江人”。

   其引泉州，控石狮，瞰南安，眺厦门，而濒泉州湾，有深沪港，有青阳机场，走105国道，衔泉厦高速，海陆空交通极其便利。

   其行政管辖区有陈埭镇者，陈埭又有湖中、苏厝、花厅口、四境、西坂、江头、坊脚、渡头、鹏头、岸兜、溪边、大乡、涵口、横坂、下村、涵埭、洋埭、高坑、奄上、海尾、仙石诸村。其中，江头、坊脚、花厅口与西滨、青阳二镇接壤，青阳为晋江市区，西滨、青阳以东为石狮，石狮亦县级市，隶属泉州；湖中、苏厝与青阳、池店二镇接壤，横坂、高坑亦与池店接壤，堑泉州湾，其市郊；依泉州湾延海平岸班次而东南，为高坑、海尾、仙石、奄上、洋埭、涵埭、下村、溪边、岸兜、鹏头、江头诸村，乃至西滨、罗山、石狮；而花厅口、四境、岸兜、鹏头比邻陈埭老街。

   海隅故，陈埭人古来多以出海捕鱼为生，而于往古，其陆域土地贫瘠，仅适地瓜，以为主食，得食五谷之外地人因嘲之曰“地瓜佬”。出海为男儿事，而海域诡秘，飓风莫测，凶甚，容或因此，当地男儿居家之日甚是清闲。其挑水做饭、哺儿养老、耕田甩牛乃至修桥筑屋等一切细活粗活皆由妇女劳作。男儿于家，但作连夜斗饮、博弈呼卢，袖手旁观状。外乡人见此，皆嗤之“封建甚”。其犹为封建者，在于嫁女。

   俗语有云，“穷山恶水出刁民”，谓之刁民，有失温厚之旨，谓之剽悍，信未为过。往古，其民去齐、鲁而远徙此海角，颇受原土著居民（即所谓的大多数）挤压。而几百年乃至三四十年以前，晋江诚可谓穷乡僻壤者，其蓬藁碍目，荆棘勒足，飓风日作，鬼哭狼号，而缺衣少食，饥寒煎迫，生民多不得永年。沿海诸村复因海边地皮事，终日斗殴，积怨良深。若仙石与海尾，海尾与奄上，下村与溪边，溪边与涵口，岸兜与鹏头，村仇，世仇，其狭路相逢，莫不欲啖之肉而吮之血，挫其骨而扬其灰。而其于近代又颇受战乱之苦，辱甚，故民风排外，剽悍异常，若狼群之处荒原，于外来者，颇有眈眈之视。其中岸兜，溪边二村，隔乌河而据，其民以回族为主，丁姓，犹甚。其村村相衅，五天一大斗，三天一小斗，乃至家家备有马刀，直若不共戴天。而其人若与外来人生怨，但须闽南话一呼，斯应如响，一致对外，团结异常，亦凶悍异常。而若俘得贼人，多被活活打死。对外，其所深惧者，惟兵佬而已——于兹，侧闻有往昔兵者屠村之说。

其人家皆以女嫁外村为耻，更以远嫁外地为耻，诚然自产自销。昔者，其民缘地域故，所得者少，剩余者稀，多半踬于生计，无力读书。是以识字者也寡，而其妇女更与文字无缘。其女子，无甚家庭地位可言。所谓三从四德，在家，其惟父母之命是从，出家而从夫，夫死不得再嫁，遑论自由恋爱。当地人家，若生男，礼炮冲天，雷鸣三日；若生女，羞于启齿，羞于见人。不知云何，其嫁女陪嫁也重甚，十倍乃至千百倍于男方聘金，理所当然，攀比成风。故有聘礼受三五载而无财力嫁女者，更有家贫而老死深闺者。故其穷人家女儿，自总角始，皆努力劳作，攒私房钱，目的明确：把自个嫁出去。而其新婚，深深箬笠，半掩头巾，从侧门入男家，而不得以正门入；简陋甚。婚后，始得着红衣拜神祭祖——此亦妇女事。其祭拜也殷勤，每村必有一二庙宇、一二祠堂，而家家有神案神龛。每月初二、十六，或某节某日，其妇女必着红衣，设神案上祭品而化冥钱；神案，丹漆。或入庙宇祷告，虔诚甚。其妇女，遇有不如意事，亦径自起筮问神。而其于婆家，若年久无子，必遭公婆怨憎，白眼朝天，不与语言。有甚者，食不同桌，坐不同席。其于所谓妇道，断无敢逾越半步者。

   而其地殡丧，甚是隆重，牛头马面，冥鹤花圈，锣鼓十里，逶迤浩荡，每令交通堵塞。其排场之甚，颇有倾家荡产之势。沿途人家，熟识与否，皆于门前设神案香烛以送。而若枉死，其亲属必停柩于大道侧，搭棚以守，十天乃至半个月，哀调沈沈，慨欲揪凶手以慰死者在天之灵。

   或因海域凶险，颇有朝不保夕之虑，其风俗多有认干儿干女者。而其乡里，出口即粗言，有斥其子、其妻、其兄而辱及其母者，更有斥其父、其夫、其妹而辱及其母者。粗口即其出口禅，直若寒暄语，复若方今各级干部口中之“三个代表”，东风射马耳，耳无骚痒感，心亦无挂碍。

                                   二

   泉州六胜塔屹立有元一代，于海上丝绸之路功不可没，泉州复以《马可波罗行记》闻名于世，美其名曰“光明之城”。其海上交通古来便十分发达，古波斯、阿拉伯人远航至此而定居者，为数不少。而于国内政局振荡之际，泉州人又多有远避海外者，故多有华侨。晋江乃近水楼台，遂得“侨乡”之美名。其陈埭，更多有旅菲、赴港台者。

   八十年代中后期，当地政府藉国家优惠政策及当地交通之便利，以政府借代形式鼓励当地农民弃农从商，复出面请专人传授制鞋技术，其制鞋业亦藉此发展壮大起来。

   中国乃农业大国，建国之初，工业基础极为薄弱，中国政府当时便是采取了“抑农扶工”政策，即以农养工，以农村养城市，以刺激工商业发展。其具体操作便是，以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人为地上扬工业产品的价格，压低农产品的价格。譬如，原本价值5分钱/个的镙丝，使之上扬为1毛钱/个，而原本价值1毛钱/个的鸡蛋，压至5分钱/个。如此，新中国之工业方始蹒跚起步，惜哉当局有关领导喜大刀阔斧，导致决策严重失误，左倾机会主义势力抬头，全民大炼钢铁，大跃进，好大喜功，轻取冒进，乃至十年浩劫，导致中国经济倒退二十年——此际，正乃二战后各蒙难国经济复苏之黄金时期，内较之台湾、香港，外较之日本、韩国，我大陆惨痛无比。

   78年改革伊始，万废待兴，为一大转机。而其时，乃至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乃至而今，国家之“以农养工”“以农村养城市”的政策均未得到根本调整，而积久成习。农村较之城市，诸如社保、医保、死亡赔偿金等等方面的巨大差距，此不赘述。就农民务农而言，公粮、提留等等，负担繁重，年年辛苦劳作，所剩无几，而入不敷出者亦比比皆是。晋江当地政府其时之政策，于当地农民而言无疑是雪中送炭。制鞋较之务农，直若当官较之牢狱，温饱在望，富裕在望，人人乐而为之。而其时地方财政并不富裕，所谓借贷，基本上完全依赖上级拨款。能得借贷者，或有关系门路，或较之他人而言手头更为宽裕些（即有一定的偿还能力）。

   于八十年代中后期，陈埭诸村相对富裕程度，以湖中、苏厝、花厅口、四境、溪边、岸兜为最，西坂、江头、坊脚、鹏头、涵口、下村、涵埭、洋埭次之，渡头、大乡、横坂、高坑又次之，奄上、海尾仙石最次。若以政策喻之天时，村之相对富裕喻之人和，而濒海诸村便得地利。濒海故，土地相对广袤，手脚便于施展，更为其后续发展提供了有利空间。如此，得地利、人和者便率先发展起来，而由此奠定了晋江以后的制鞋格局。其中，沿海诸村缘多有华侨故，多有得其血亲华侨资助者，岸兜、溪边、江头、下村、涵口、涵埭、洋埭诸村之个体村民于此更是获益匪浅，较之他人他村发展犹为迅速。

   厥初，其制鞋手段极其原始、设备亦极其简陋，不成规模。有能力为之者，其以家庭为作坊，手工裁剪原材料，缝纫机缝制鞋邦，手工网鞋，烤箱合底。其作坊亦多系家庭成员，几人而已，即是老板，亦是工人；且或裁剪，或车邦，或网鞋，或合底，一人包揽诸技。其产品很是粗糙，其产量亦有限。待有一定成品，或交有政府代理，或运往外地自行销售。如此，一家人，农闲则制鞋、卖鞋，无甚时间观念，亦不存在何种劳资纠纷。

   斯时，国内制鞋企业寥寥无几，有，亦系国营企业，且款式单一。若“双星”者，其当时产品但有皮鞋、解放鞋之分，而同一类鞋之样式，每每如出一辙。而于当时农村，直因囊中羞涩故，多有自编草鞋、自制布鞋者。晋江当时所产之鞋虽云粗糙，较之却自花样繁多。缘其颇有眼光独到之处，稍作尝试后，便专门生产旅游鞋、运动鞋，从根本上讲，此类鞋较之其他鞋类，款式追求变化，工序更为复杂，更富审美韵味。其于当时普通中国人而言，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甚有吸引力。复因改革故，中国当时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然解决了温饱问题，于此类鞋亦有了购买能力，且这一部分人越来越多。有购买欲望而又有购买能力，市场遂大，渐而供不应求。人无我有，待价而沽，利润空间巨大，晋江之制鞋者由是尝得大甜头。而其回笼资金亦自多半投诸制鞋，生产规模亦渐大，渐而聘用本村的一些闲散劳动力，乃至本镇，乃至本市，乃至本省，乃至外省。

   在此过程中，大部分陈埭家庭从以务农为主、制鞋为辅逐渐转型为以制鞋为主、务农为辅。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原无自主制鞋能力的家庭通过于他人鞋坊劳作获取劳动报酬，渐而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资金，掌握了一定的制鞋技能，从而有能力自己开鞋坊，于是鞋坊便像中国其他地方的民营企业一样在陈埭乃至周边村镇遍地开花。另一方面，有些家庭或个人转而从事与制鞋相关的产业，如原材料供给、鞋底厂、高频厂、印花厂、绣花厂（系后起）、鞋扣厂、鞋带厂、代理销售等等，逐渐形成一条龙式产业格局。

   其时，若有生意，其于鞋坊，除一日三餐、困眠等时间外，日夜劳作，若没生意，则转而务农或干点别的。而此等劳动时间模式于其后一直因袭下去。于劳动报酬（工资）方面，中国农村传统的结算法则是年结，而多数鞋坊系靠银行借贷方始创办起来的，资金周转不灵，加之都是地方上人，以致雇主与员工之间达成一种默契，认可且维续传统的结算法则，工资年结，而此种结算法则亦自一直因袭下去。另外，任何工业生产都会产生工业废弃物，而鞋业废弃物，缘其污染于中短期不见厉害，本着最为便利的原则，鞋坊主便是把它向无人处随意倾倒，待其堆积如山，碍及日常生活，复本着便利的原则，运至海边空旷无人处焚烧了事。凡此三点，久而成陋习，为晋江鞋业的中后期发展埋下了严重隐患。

   生产规模逐渐扩大以后，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日益增加，本村、本镇、本市乃至本省的劳动力已然供不应求。此时，中国沿海其他省市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

三

   农民工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方始在中国大陆大量涌现的，指的是离开本乡、本土前往外省、外市（进城）务工的农民。其本身是农民，有一定的生产资料（土地），而其文化水平低下，多半从事体力劳动，所获得的劳动报酬亦自单薄。

   在以农养工、以农村养城市、沿海率先发展的前提下，中国政府把财力倾向沿海诸省市，放宽政策，为其提供大量的低息贷款，扶植当地民营企业，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农村税务体制，犹自维持原样。受沿海经济增长因素的刺激，其时，农产品的价格亦在逐渐上涨，例如猪肉，从几毛钱/斤逐渐上涨至1元/斤，1.5元/斤，2元/斤。但是相较于工业产品来说，涨幅不大，其屠宰费亦自上升到5元/头。而农作物的价格依旧低廉，例如，大米（晚稻）直至九十年代初依旧停留在五六毛钱/斤。而其开销日大，依然入不敷出。如子女教育经费，八十年代初，小学一年级一年的学费不过几毛钱而已，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其学费上涨至半年七八十元乃至上百元。其时，彩电于农村而言是奢侈品，平常人家难得一见，十三至十八英寸的彩电其价格在一千元至两三千元不等；黑白电视机于相对富裕的家庭逐渐拥有，而价位在七百至八百元左右，普通家庭亦自无力问津。而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有几个年头，诸如四川、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河南等地的农村经济更是出现了负增长，迫于生存危机，其闲散劳动力把目光投向了沿海诸省市，并开始主动而盲目地向沿海诸省市运动。于是第一股民工潮“盲流”在大陆涌现出来，渐而愈演愈烈。马克思经济学原理指出，形成工业化大生产的必备条件之一便是：生产资料集中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成为资本家；大部分人丧失生产资料，成为工人。农民有所谓的生产资料——土地，但务农使其入不敷出，迫于生活乃至生存的压力不得已而去之，乃至经年不闻不问——弃之，而成为农民工——工人与农民的杂交品种，从名字到生存状况都充满着妥协性和不彻底性。易卜生有言，人譬如牵线木偶，在舞台上，木偶总以为是自己在动作，其实是被人在幕后用线遥控着，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做一定的动作。人民即是木偶，统治者即幕后遥控者，社会即舞台，社会政治制度及政权即是线。农民工诚然是被遥控着的在舞台上饰演无名角色的木偶，如象棋中的卒子，战争中的炮灰。

 生产规模扩展以后，鞋坊急需用人，当地人的排外观念受到利益的冲击。农民工始入晋江之际，晋江人待之普遍热情，乃至外来工来应聘，作坊主有乐得为其提行李者。，而其时制鞋技术人员奇缺，作坊主便是愿意为外人员工提供免费培训机会——除车工外，其时各道制鞋工序于农民工而言都相当陌生，即便是车鞋面，亦只是原本会踩缝纫机而已。当时，缝纫机在中国大陆很是普遍，八十年代末中国人婚嫁之三大嫁妆便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而其实若有人甘愿做杂工，鞋坊主自是喜出望外。因为一般说来，杂工的工资比技术工低得多。而所谓杂工，便是相对裁剪、邦面、成型各道工序的技术工而言，做一些杂活，诸如扫地、搬材料、整鞋、打包之类的活儿。因为当时制鞋还不精细，分工亦不明确，杂工的工资在当时都是按月计算的，随老板的慷慨，三四百块钱一个月左右。而技术工都是计件的，多劳多得。

陈埭诸村，于八十年代中后期乃至九十年代初期，建筑犹自十分简陋，大部分村民居住的是古老的石屋，以大麻石条垒筑。一石条，长约一米二三，宽约十五至二十厘米，高约二十至三十厘米，重约两三百斤，以之垒屋，外观平稳、方正、矮小，避风避震能力强。规模渐大，原始的家庭作坊已然狭小。很多鞋坊主便是用石棉瓦于自留地搭起了厂棚供工人居住，或者搭得大些，一边做车间、存放原材料乃至成品，一边作员工宿舍。继而有财力者建起了烟砖厂房，两至三层，亦自一至两层做车间、堆放原材料乃至成品，一层做工人宿舍——即典型的三合一厂房。而一些后起的鞋坊，主要因为财力方面的问题，便是承续着最初制鞋者的做法，以家庭为作坊。后起制鞋者一直涌现至九十年代末，中国鞋业已然饱和，很多鞋厂已成规模，出现垄断局面，令人无处插脚。而这种家庭作坊，现今于晋江犹自为数不少——而逐年递减。

其时，其劳资制度亦因袭从前，工资年结，工人每月向老板借几十块钱或者一百块钱生活费，三餐自理。如此，南杂店、餐饮店便依附鞋坊应运而生。因为工人的工资不是按月发放的，工人便又于餐饮店乃至食杂店内赊欠，多半借一次钱还清或者还一部分以前的欠帐，而后又于店里赊欠，直至年底发工资方始全部还清——亦多有溜之大吉者。而其所谓的餐饮店亦自简陋，其时多半租自当地人用石棉瓦搭成的棚子或弃置的老屋，常是苍蝇扑地，老鼠窥人。本小利微，饭菜亦自价格低廉，渐而店主多用罐装油，散装盐，散装酱油，散装味精。这些，除工人工资与日常消费水平水涨船高外，直至现在也没多大改变。

鞋坊之劳作时间亦自因袭从前——即没有什么时间观念，有事则做，无分昼夜，除却吃饭、睡觉，一天十四五个小时。若赶货，便加通宵，有时连加三四个通宵也属正常。当时，若加通宵，老板会给工人准备夜宵，或发点夜宵钱，让工人自行解决。到九十年代末，夜宵也没了[谁动了我的夜宵？ ：D，上帝说，做报告也是允许开玩笑滴——感觉有点饿了，特此存照留念。]

钱钟书有言，人的缺点就像猴子的尾巴，蹲在地上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他爬到树上，后部就给大家看了；这红臂长尾巴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了的新标志。当时中国鞋业市场犹自供不应求，鞋坊利润可观而又没有什么竞争压力，因此老板对工人亦不至于太过苛刻。而其又系农民出身，较之农民工虽然很是富裕，但贫富差距还不至于太过悬殊，所以还没什么大的架子。另一方面，又因其经验有限，于管理层面亦还没达到那种精明乃至刻薄的程度。当时，农民工于食宿待遇乃至劳动强度方面，虽然极差，但就所谓的社会地位而言，犹自与鞋坊主处于同一等级。而其所得劳动报酬于九十年代初，亦自逐年递增。

                                四

93年94年，新的制鞋设备于晋江涌现：于邦面，马达取代了缝纫机；于裁断，电剪取代了大剪刀。鞋坊的生产效益日益提高，对工人的技术熟练程度亦日益考究，而鞋坊工人中，农民工已然占了绝大多数。

94年，中国通货膨胀得最厉害的一年。其时，旅游鞋已然流入中国农村市场，价位在每双一百元至两百元不等。除却各级经销商所赚取之利润外，其出厂价亦在四五十元以上。而其鞋邦主要是泡革、pvc牛巴，普通绒（或者天鹅绒）、k208网布（或者k230）合1.5mm切片、富荣布合1.5mm切片、0.8及1.2mm衬布(头衬、后衬),0.8——2.0mm海棉，纸衬。而其鞋底多半为pu底。以现在的材料价格计算（材料单价及成本核算详见报告第六节），再加上摊至每双鞋的水电费、管理费及各项税收，其童鞋、女鞋、男鞋之造价在几元至十五六元不等，利润相当可观，各鞋坊由是得到迅猛发展。受到利润乃至泡沫经济的刺激，新的鞋坊亦自不断涌现，从而促使中国鞋业市场逐渐趋向饱和。这年，于鞋坊劳作之农民工亦自获得相对而言最大的劳动报酬。如裁剪工，其半劳半闲，一年之工资达到一万乃至两万元以上。这种工资水准持续了两三年。

厥初，其制鞋多半系盲目生产，由鞋坊主自行衡量市场，此时，有部分规模相对较大的厂家，已系订单生产，或外贸、或内销。而绝大多数鞋坊依然盲目生产着。

而其时，大米（晚稻）之价格亦自猛然上扬至1.4元/斤，而其余日常用品、工业产品的价格亦自水涨船高，务农较之于外出打工，其劳动所得，犹自差距极大。这便进一步引发了民工潮。其迫于生存的压力，主动寻找出路，而依然盲目。            

这一年，中国政府新的领导阶层上台，其一上台便致力于控制通货膨胀，95年，通货膨胀率得到有效控制。这时，中国沿海各地之民营企业已然完成资本的第一次原始积累，摆脱泡沫经济的影响之后，逐渐向产业化、规模化过渡。而马达、摇臂式电动冲床机及自动式电动大冲床机、手控式（最初也有脚控式的，极不安全）电动大冲床机逐渐进入晋江制鞋领域，并逐渐取代了原有的缝纫机、电剪。其后，电平车又自进入制鞋领域，至97年98年基本上取代了缝纫机、马达。

在新旧制鞋设备更替的过程中，往往是一些相对而言更具规模的鞋企率先更新设备，而其原有的生产设备经过中间代理商又在后起的小鞋坊里继续使用。也就是说，在更替的过程中，新旧生产设备总是并存于晋江制鞋领域内，乃至并存于同一鞋企、同一鞋坊。这种现象一直存在。

生产设备的改良与更新，标志着生产力、生产效益的提高。生产力提高的同时，其制鞋工艺亦日趋复杂而精细，对工人的技术要求也就愈高。一方面，制鞋企业逐渐分化为小型作坊、中等规模、较大规模。其中较大规模鞋企，内销或外贸，皆呈现出向中高档旅游鞋发展的趋势。于规模进一步扩大的同时，分工亦日益明确。先是有了各部门主管、业务员、跟单员、财会员、QC等等，渐而有了样品开发之专业人员。这类员工皆拿固定工资，除极少数高层拿年薪之外，大部分拿月薪。而原本工资皆按月计算的杂工，渐而专门从事某一道工序，诸如打点、划线、、贴衬、拔鞋栓、整鞋等等，工资转为计件。而小型鞋坊犹自因循着以前的生产、管理模式，中等规模的鞋坊鞋企便是介乎二者之间。

另一方面，生产设备更新之初，企业主一般都是让原本从事这一工序的工人操作，且继续按原来的工价计件，待到其发现，用新设备而按以前的工价计算，工人的工资提高了许多的时候，又自把工价下调，令工人的工资保持在原有的水准上。如此，往往设备更新之初，工人工资较高，其后又自降低——另一个原因便是，最初能够熟练操作新设备的工人极少，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同一工人其熟练程度及工作效益提高的同时，新的熟练员工又自大量涌现，在不愁招不到熟练工的情况下，企业主便自放心地降低工价。而随着农民工的不断涌入，劳动力市场渐而供大于求，企业主们于是放心地招收着他们想要的熟练工，而于农民工而言，如果于工厂内没有熟人，已然没有多少职业培训机会。而失业者亦自逐年增多，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于生产力得到提高的同时，后起鞋坊犹自不断涌现。保守估计，至97年98年，以户为单位，晋江陈埭有七至八成左右，再加上从事与之相关行业的家庭，便达到九成以上，几至家家是鞋厂、鞋底厂，高频印花厂，绣花厂——此即中国民营企业所谓的遍地开花式。而自九五年以后，鞋业市场渐趋稳定，经济规律开始发挥其制约作用。暴利已然不再，盲目化生产最终导致的便是负债经营。这几年中，许多鞋坊已然负债经营，而后起鞋坊亦自缺乏市场竞争力——至98年，新的鞋坊已然无力插足这一领域，而于其后，垄断开始形成，许多小鞋坊面临倒闭。

在这段时间内，企业主于利润空间逐渐缩小的同时，亦逐渐感到了竞争的压力，而工人工资亦自逐年递减——这缘于三方面的原因：其一，企业主利润空间的缩小作用于工人身上，水退船底；其二，管理经验的丰富使企业主变得更加精明乃至刻薄；其三，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农民工自身的就业环境不容乐观。

与此同时，较大规模的鞋企为了降低成本以及适应生产的需要，渐而制定出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产作息时间的制定，早上：8：00——11：30，下午1：30——5：30，晚上6：30——11：30，各车间可以根据生产情况自行调整——主要是加班，中午连班或晚上加班。这套作息时间表于晋江鞋企普遍通行，且一直延续至现在，即便现在，诸如中午连班，晚上加至一两点乃至加通宵之类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需要附带说明的是，施行这套作息时间表的，一般都是具有一定规模的鞋企鞋坊，一些小鞋坊由于自身的生产状况，犹自因袭从前，无甚时间观念。其二，便是奖惩制度的制定，而主要是惩。诸如迟到、早退、旷工之罚款，超料之罚款，车坏、损坏鞋面之罚款等等，这些是就个人而言的，而如果延误生产进度，整个车间可能要被集体罚款，如果出现质量问题，成型员工往往要被集体罚款。这套奖惩制度亦自沿袭至现在，且规模也大的鞋企，其执行力度越狠。而小鞋坊于奖惩方面亦无多少硬性规定。

于工资方面，首先便是借生活费的问题。随着物价的递增、生活水平的提高，至97年98年，其所“借”生活费亦自上升到每月三百元左右——于此，鞋坊鞋企都差不多，而有些小鞋坊小鞋企亦自只借250元/月，或于杂工只借250元/月，个别鞋坊甚至低于250元/月。而这三百元生活费并非一次发放，一般五天或十天发放一次，每次五十元或一百元，一般要于其厂里做满五天或十天方可向老板借取第一次生活费，以后便如同其他工人。除却基本生活费外，技术工每月可以向老板多借一点，杂工却是很难多借得到；能不能多借，能多借多少，情况不一，视老板的慷慨及其资金运转情况。一般，一个月能多借一百元的，已经相当不错了，按照个人经验，生意好的时候往往都比较好说话，生意不好的话，一律免谈；只有极少数生产效益不错的厂，能把在里面的钱都借完，且仅限于个别小鞋坊——这种情况，往往成为美谈。而借生活费，亦自存在着拖欠现象，且很是普遍，特别是生意不好的时候、生意不好的厂家。五天一借的，每每拖至六七天乃至八九天，如此下来，原本300元/月的，算起来一个月却往往只借到250元、200元，甚至更少，有些企业主，不论生意好坏，就是这么给工人借着——可能是本性有些刁钻的缘故。如此，这厂就如同水闸，工人就如同水，进进出出的。一些具有一定规模的鞋企，为了招收乃至留住熟练员工，便率先承诺按时发放生活费，有的亦进一步承诺按月按时发放工资——其时能真正做到这一点的，现在差不多都已成为中国名牌企业，几家而已。

至于年底结算工资，因经营不慎而有所亏损的企业，其企业主往往把损失转移至工人身上，压低工价、克扣工人工资。有甚者，到年底用一两百块钱打发工人——特别是杂工，更有甚者，到年底连工资都发不出，打张欠条，说是明年来拿。而原本有很大盈利的企业主亦自刻意克扣工人工资，以获取更大利润。这类现象，现在依然存在。

此类现象之所以存在，站在工人的角度来看。一是雇主与雇工之间固有的利益冲突；二是企业主自身的道德问题；三是地方保护主义色彩浓重，当地政府监督不力，行政不作为，行政监督权弃而不用，如同虚设。而站在企业主的立场来看，其办厂资金多系银行借贷，而货款亦自拖欠，月清，乃至拖到年底付清，乃至拖到年底犹不能付清，乃至跑帐。其较大型的企业，为了买份安心、开得放心，更是不得不用大笔资金拉拢、贿赂官员（至于晋江会不会像中国其他地方一样，存在着各级官员层层索贿且胃口极大的现象，却是不得而知）。这些，便又作诸工人身上。

鞋业生产之安全隐患问题，当时是就企业主而言的，主要是火灾。鞋厂之原材料、胶水、天那水等等都是易燃乃至易爆物品，存在着严重的消防安全隐患。而当时企业主并没有多少防火，是以鞋厂火灾频繁。而又因其大部分是三合一厂房，每次火灾发生，多有人员伤亡。97年，横坂、涵口相继发生两次重大火灾事故，伤亡惨重。其中一鞋厂位于涵口大道与溪边、下村接壤处，系一起人为事故，纵火者系一四川籍青少年，时年十六岁，其时于该厂做杂工月余。某日借生活费，其他人等皆借一百元，而他只借得五十元，他要求老板娘多借与他五十元买衣服，老板娘执意不肯。当晚十二点来钟，其通知老乡们火速离开宿舍后，便自点燃了底层冲床车间的原材料，火势顷刻便凶猛异常，从底层始，层层向上蔓延，五六楼为工人宿舍，其老板为防止工人盗窃，门窗皆用钢筋焊死，直烧得哭爹唤娘，无处可逃。逃至楼顶之人，亦多有冒险跳楼而摔死者。这起事故，死伤十几二十人，其中有一对姐妹花，江西人，其家属事后仅获得死亡赔偿金六万余元。而纵火者，当晚便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多起重大火灾事故发生以后，当地政府方开始整顿、取缔三合一厂房，情况有较大好转。多数企业主亦自为周边火灾的惨烈程度所震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厂房与工人宿舍分离，并多半自发买了保险。而三合一厂房直至现在依然存在，多系小鞋坊，比较偏僻、隐蔽。

94年——97年98年这段时间内，藉彼鞋业之发展，陈埭镇之镇貌亦自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其一是路，村际水泥大道的兴修。其村际原本以沙石马路相通，风雨作时，泥泞难行，而至97年年底，其奄上至海尾、仙石路段亦自修建之完工，标志着陈埭镇基本上实现了村际交通水泥大道化：D。其二便是房，新的厂房鹊起林立。一些鞋坊厂房渐大，占地面积渐广，渐向海边和泉州市郊发展。此以某知名企业为例，其原本占据着溪边垦植场的一块土地，最初亦自用石棉瓦搭构，至97年便是于溪边菜市场旁边起了一座五层的厂房，长约十二米，宽约八米。据传，陈埭沿海诸村原本亦是海域，故当地人为高建筑，皆需打地柱，即于支撑房屋的柱子下，深入地下十米乃至二十米用灌注一平面面积大于表面支柱的钢筋水泥柱，造价高昂。其三便是车，车辆之增多，此不赘述。其四便是民工涌涌。外来人口以逐年递增的势潮逐渐深入至陈埭人工作、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街头巷尾，鞋坊鞋厂，四川话、江西话、安徽话、贵州话此起彼伏、响应不绝。保守估算，至97年98年，以晋江本地人与外地人1：10的比例来算，晋江本地总人口102万，外来人口便有1020万，而其中，外来人口于陈埭之密度为最。其五，环境遭到严重污染。其时，鞋业废弃物已然用环卫车运至海边无人处集体焚烧，日落时分，浓烟翻滚，顺风而上，乌龙在天，当风之处，闻之作呕。海堤上，垃圾堆亦随处可见，乃至有流入海湾、大海者，或晒若死尸，或随水咽浮。而一些零星碎料，更是村前屋后，随处可见。污染之甚者，犹在生活垃圾，白的、黑的、红的塑料袋，随手乱扔，水沟、溪水、河水郁郁累累，黑不溜秋，臭气熏人。目之所及，就见着废料、塑料袋，浸泡水中的，因风鼓曳的；黑的蚊蝇，肥的老鼠。而每至中午、傍晚下班时刻，大街小巷，车笛悸耳，怨气冲天。

                               五

98年99年，受客户的要求及影响，以及市场竞争压力的影响，一些具有一定规模的鞋企相继通过ISO9002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由是对产品质量的要求更加严格，工序之分工亦越发精细，对工人技术的要求亦越发高，而对其管理亦越发严格。

与此同时，制鞋之用料渐渐新颖、精细，其款式也逐渐追求独特化、个性化，休闲鞋、运动鞋渐而成为主要生产鞋类。而油压冲床机、高头车、成型流水线亦相继进入晋江制鞋领域，并于其后几年逐步取代以往的电动冲床机、电平车、手工网鞋烤箱合底。其生产效益进一步提高。

质量方面，由于市场对产品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而客户派驻厂家的质检人员亦越来越专业，鞋企所生产的产品屡屡因为质量问题，或屡屡被退货，或发货日期一再被延误，更有因为质量问题而付出大笔赔偿金额者。痛定思痛之后，一些鞋企不得不着力培训自己的质检人员（QC），把好质量关，继而成立了专门的质检部门。其他鞋企亦竞相效仿。其后，样品开发部也相继成立，其订单生产，亦自要待试样无误后，方始进行大批量生产。

分工方面，于较大规模的厂家，其冲裁车间，由每人冲裁整双鞋面、所有冲工分号分双冲裁，渐而转为流水作业，一些人专门冲裁内里，一些人专门冲裁鞋面，一些人专门冲裁海棉、衬布、中衬；一些人专门冲裁反绒皮、二层皮、头层皮。其邦面车间，亦由一人车整双，而有专门的双针、拼缝人员，车鞋舌人员、车网脚人员。其成型车间，由于流水线的引入，前邦机、后邦机的出现，网鞋分为网前邦、拉中邦、敲胶，网后邦（此工序技术要求不高，类属杂工），合底亦分为专门刷面胶、专门刷底胶、专门合底，而整鞋亦自分为穿鞋带、塞纸、吹线头、鞋面清洁、装箱入箱。

管理方面，除却上文所说的时间制度、奖惩制度犹自保持不变外（管理人员渐而有了一定的奖金，一般年底发放，发一部分，压一部分，一般另一部分待到来年五月才能拿到），一些鞋企便是从99年起相继开始实行所谓的准军事化管理，成天开会训话，口沫横飞，有的还得早上起来做操，变相延长工作时间。这种管理模式一直延续到03年04年，乃至现在仍为一些鞋企使用。而这种管理模式缘自广东深圳、东莞等地的一些规模企业，其得以实施的深层原因在于：其一，企业主为了满足自身大规模生产的需要，以为只有严峻的管理才会使工人畏惧，工人畏惧了，就会像机器人一样，老老实实、一心一意的做事；另一方面，却也确实是因为工人素质相对来说较为低下——也就是深植于农民工骨子里的那种散漫、忍耐（或者说是软弱）及权力崇拜意识，有时在暴政下，反而显得服服帖帖的。另外，也有民工潮之类的社会因素——99年，中国社会治安极差。

设备更新方面。新旧设备的交替，亦如从前，一些较大规模的鞋企率先更新，其原有的设备经过一定程度的改装后又自流入一些小鞋坊，二者并存。而新的设备，相较而言，由于其性能的稳定性、优良性以及易于掌控等特点，在提高生产效益的同时，也进一步稳定、提高了产品质量，从而使产品更具有市场竞争力。

于此过程中，制鞋之利润空间进一步缩小，而其海内外市场进一步开拓。一些较大规模的鞋企之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而一些小鞋坊相继倒闭，垄断局面初步形成。在别的小鞋坊相继倒闭的情况下，另一些小鞋坊亦自开始从事订单生产，接纳一些零星客户的小订单。其提供给市场的亦是中低档产品，满足着一部分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此时，盗用商标现象严重，便是一些较大规模的鞋企亦自时或盗用国内国际名牌商标，乃至本市、本镇、本村其他企业的商标。

随着利润空间的进一步缩小以及管理经验的提高，企业主为满足自身的利润需求，开始调整工价（亦即压低工价）。在政府行政部门于劳资方面无意行使监督职能的情况下，有的企业主更是刻意克扣、拖欠工人工资，胆大妄为者有之，眼红而跃跃欲试亦有之，这一现象便自普遍，奋欲往普及的层次迈进。例如上文提到的溪边某名企，98年年底结算，其成型工人有劳作一年而工资不足一百年者，一些小女孩拽着那钱，眼泪直流，更有一位江西小女孩第二年转而从事性服务行业（亦即卖身），时年不足十五周岁。而第二年（99年），此名企却于溪边某处另起一幢六层厂房，占地面积在2000平方米以上，并于该年下半年投入生产。而这年年底结算，其邦面车工又自呼天骂娘。2000年年初遂招不着车工，而不得不四处打出大红条幅，承诺兹年车工工价将上涨20%以上。

98年7